南昌“模拟法庭”助普法

　　鉴于周永康涉嫌严重违纪，中共中央决定，依据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和《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审查。

　　这是一个震惊世界的消息！中国第一次将反腐利剑指向了原政治局常委，再度见证了中共决策层反腐肃贪的坚定决心。

　　腐败是当今世界政治生态中的共同毒瘤。用法治的标准衡量，一个国家反腐的成功与否，不在于刑事执法具体抓了多少贪官，也不在于用严酷的死刑震慑住多少潜在的贪婪分子；而应当在于是否遵循这样一种反腐逻辑：任何人，无论你职位多高、权力多大，都会在制度上被视为滥用权力的“危险分子”，受到法律的严格约束，一旦出现权力腐败就必然会身败名裂。

　　改革开放以来，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，中国一直面临着与执政系统内部贪腐作斗争的重任。当年“杀了一个刘青山，清廉中国三十年”的现象，很难复制。相反，“前腐后继”、“边腐边升”的现象普遍存在。在这样的背景中，反腐斗争不断升级，从村官到政治局委员，从“苍蝇”到“老虎”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多名省部级官员被查，表明中国正以实际行动显示从严治党、从严治吏的决心。

　　但是，省部级高官的相继落马，让公众在感受中央力行反腐决心的同时，也产生一种心理疑虑：是否反腐层级止步于省部级？是否官至政治局委员，就进了“刑不上大夫”的“保险箱”？薄熙来案件的出现，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这样的“神话”；而此次剑指原政治局常委，乃是建国以来依法反腐出击的最重一拳，它向世界庄重宣示：最高核心权力同样受到法律的严格规制，最高核心领导阶层出现腐败同样将受到法律的严肃追究。基于此，此次反腐的标志性事件具有了“法治中国”层面的伟大意义。

　　在我国，“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”，这是老百姓对法律公平性的最朴实表达，也是民间社会对法律驯服特权的恒久期待。在西方，同样的希望寄予在法治系统之中，其精髓就在于：国王在法律之下。中国是个有着悠久帝王传统的国度，在迈向法治中国的过程中，最大难点就是如何将权力置于法律之下。因为真正意义上的法治，不是体现在绝大多数人与法律的关系上，而是发端于个别人与法律的关系上。如果不能对掌权者尤其是最高权力者进行有效的法律约束，一旦人性的堕落造成公权力的滥用，往往导致政治黑暗、经济倒退、社会动荡、民不聊生。

　　所以，抵达法治的关键在于：无论多么高的权力，都处在法治规制之下。

　　而职位越高的人，权力越大的人，腐败的风险与危害也越大，但也越难进入法律的强制当中。位高权重的腐败者，总是会营造出复杂的官场和政经生态，涉及深度的政商纠葛和权力寻租，甚至倾心于打造私人利益的官场集团和小圈子,例如此次备受关注的四川官场地震及风起云涌的“石油系”贪腐。如果权力烂在“大老虎”上，下游的反腐即便抓住更多的官员，也很难说在实质上将特权关进了笼子里。

　　认识到这一点，不难发觉十八大之后中央频出反腐新政的真正亮点。从习近平强调要“老虎苍蝇一起打”，到《中共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》和完善领导干部个人财产申报制度等法规相继出台，再到薄熙来、刘志军等一批高官因涉及贪腐被绳之于法，反腐风暴丝毫没有停顿，并呈现出“有腐必查”的常态化趋势。更值得关注的是，中纪委在就《决定》中关于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进行相关部署时，明确表示巡视监督全覆盖，无论是谁，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地方党委书记的同志在内，都在巡视监督的范围之内，从而确立起反腐的法治原则。

　　反腐面前没有高官，法治面前没有特权。法治中国的根本问题不是老百姓个人的守法问题，而是权力特别是最高权力能否被有效制约的问题。在专制的国度，国王就是法律；在法治的国度，法律就是国王。从某种程度上，反腐进入最高核心层，意味着最高实权也处在党纪国法之下，而这种权力在法律之下的践行，恰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关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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